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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学天生就与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它的意义在于为已经被人们接受的历史提供最直接和有力的证据,或者推翻以前的结论。几乎每得出一个考古成就,都会带动相关领域的历史学研究。比如,从解放后到1977年,有关秦史的研究论文只有79篇,“云梦睡虎地秦简”被发掘出来之后,仅6年间时间就增加到447篇。一个优秀的考古学者,所需要掌握的不仅有地理、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储备,还必须具有古文字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同时,在考古实践中积累挖掘经验,学会判断现象。

   
邹衡攻读研究生的前两年,历史系的研究生除了他之外,就只有攻读中国近代史的李时岳。李时岳后来和我在吉林大学共事。他担任历史系主任时,我是历史系副主任。我们是能谈心里话的好朋友。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创立了自己的学术体系,自上世纪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起,主导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现在他创立的中国近代史体系,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主流。当时我们一些本科生,自然想见见这两位研究生。我读大学的前三年,邹衡基本守在郑州的考古工地,没有机会和他见面,直到大学第四年即1955年初秋,我在西安半坡遗址考古工地实习的时候,邹衡研究生刚刚毕业被分配到兰州大学任教,上任路过西安特意下火车到半坡遗址工地参观,我才第一次见到他。邹衡仔细地看了工地发掘情况后,便和我们一些同学聊了起来。邹衡桃形的脸上,嵌着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讲起话来,面肌舞动,嘴角挂着吐沫,口沫飞溅,他身着长及大腿的深色粗呢的民国时期式样的学生装,衣的内领有一层油腻,黑色的脸上盖着薄薄的黄尘,活脱出是刚从“灰坑”或墓葬中爬出来的考古匠人,是一心扑在田野中的朴实的考古人,这是我同邹衡初次见面时他给我的印象。或者说是我对他的感觉。

  关于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邹衡先生介绍说,考古学是源于欧洲的一门学科,在我国发展时间很短,中国最早的考古学者往往被称为金石学家;但是中国的考古学者具有一个优势,就是有大量遗址可供实地挖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宇信先生表示,现在大家对考古都很关心,这说明了考古学近年来的发展得到了大家认可。

   
1958年秋,我参与主持黄河水库的华县考古队工作,负责泉护村南台地遗址的发掘,考古教研室的资料员邹衡的前妻郭淑华在这工地实习。她期中回京休假返回工地后,立即找到了我,说她犯了错误,同时向我交出了一件陶祖。我感到莫名其妙,便问她这是怎么一回事。她说她在发掘时,发现了这件陶祖,感到好奇,藏了起来,带回家中给邹衡看。没有想到,邹衡看了很生气,质问她怎么能把考古发现的物品私自藏了起来,带回家中哩!这犯了规矩。叫她将原物完好地带回工地,交代清楚,听从处置。我听郭淑华说明后,立即问她这陶祖出自什么单位,又在现场经反复校正出土单位和要她写了说明附入相关记录后,我据工地负责人会议决定,对她说,你犯的错误性质严重,要做书面思想检讨。郭淑华态度诚恳,虚心接受批评,写了较为深刻的检讨。通过此事,我深刻感到邹衡对考古发掘非常认真,对发掘人员应遵循的纪律持严肃的态度,即使面对自己的亲属,也毫不含糊。

邹衡:解决郭沫若的三大难题

   
1959年12月24日,我结束了泉护村考古工地工作。返京途中在洛阳下车,参观王湾等遗址发掘资料。当时王湾工地发掘已经结束,邹衡正带领学生整理发掘资料。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向我介绍了发掘成果,眉飞色舞地讲述着哪个单位复原了多少件陶器,在这里,我亲眼目睹邹衡夜以继日地拼对陶片,复原陶器,每当将一些陶片拼对能复原一件陶器时,他便手舞足蹈,显露出来的是人生童稚时代才能出现的那种乐趣。看到了这些,我深深地感到了华县工作和邹衡负责的王湾工作之间的差距。面对邹衡,我为此感到羞愧!决心向他学习。邹衡对拼对陶片复原陶器这种热情的追求和考古工作作风便成为我此后主持考古发掘工地的榜样。

开拓夏商周考古之路,发现西周燕晋国都遗址 

   
1960年,我参加了由邹衡主持的《中国考古学·商周——青铜时代》编写工作,负责撰写《西周前期》和《商周时期的边区青铜时代文化》章节。这《商周——青铜时代》由邹衡、祝广琪和我分头编写,邹衡通纂定稿,当我接到邹衡改过的我负责编写的那部分章节后,翻开看时,见到除了我写的文字外,就是邹衡用毛笔删去我写的文字的粗黑横杠和改写的文字。这横杠和文字密密麻麻,我写的文字几乎被淹没在邹衡所划横杠和改写的文字中。见了这密密麻麻的横杠与文字,很不是滋味,气上心头,我写的这部分稿子需要这样大的改动吗!!但冷静下来认真看下去,就越来越感到邹衡改的很对,经他这一改动,我写的文字简洁了,逻辑性更强了,论证更清晰了。因此,我更服邹衡了。此后的一、二年,邹衡讲授商周考古时,还邀我给学生讲授由我写著的这些章节,我由此感到邹衡对我写的这部分章节,还算基本肯定。尽管如此,他还是不顾情面地改写了我写的那部分章节,这说明邹衡对讲义的写著,是持从严要求、对事不对人的严格认真负责的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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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我见到有些著作竟然抄袭我参与《商周——青铜时代》写著章节的一些内容,其中尤以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为甚,气愤之时,给《人民日报》写了一信,揭示此事,要求《人民日报》予以发表,或转给有关方面给我一个说法。那年我到北大修改《元君庙》或《泉护村》将此事告诉邹衡。邹衡顿时气愤起来,说也抄袭了他写的那部分,实在太恶劣,说他已将此事反映给系主任翦伯赞,翦老已将这事向郭老说了。我俩认为这事既与郭老无关,也当与实际负责主编尹达无关,是具体负责写著的人干的。我俩反抄袭的这一举措,在那个年代成了泥牛入海,全无消息了。绝不是全无消息,所谓无消息,仅是剥夺了反对学术抄袭的发言权,此其一;其二是到了史无前例时期,翦老竟被编写《中国史稿》那个单位的几个笔杆子打成了“西霸天”和“保皇党”,与此事也当有点关系。我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这篇批翦老的文章吓了一跳。担心将清查到自己头上。我将此事告诉了我的内人,当文革进入高潮的1967年,我的内人被吓得将翦老坐在藤椅上我站在他身后的一张合照避着我烧掉了。文革晚期,我同邹衡谈及此事,他说他也有同感。“史无前例”是搞“打、砸、抢”,学术上的“打、砸、抢”分子自然活跃起来。邹衡一贯坚持学术道德,对学术抄袭嫉恶如仇,坚持反对学术“打、砸、抢”,当以此为始。

这位面露儿童般天真表情的老人,曾被媒体称为中国“夏商周考古第一人”。本报记者张弘摄

   
《商周考古》出版后的上世纪80年代前期,我在山西见到了邹衡,聊天时,他忽然愤愤不平地对我说,《商周考古》是工宣队逼迫他写出来的。接着又说,他带领学生多次实习,负责过一些工地发掘,就是不让他写报告。这次山西的发掘,总得让他写报告了吧!埋怨不让他写考古报告这事,我曾听他讲过多次,埋怨《商周考古》是被工宣队逼迫写的,则是第一次听到,听来不顺耳,感到很突然。田野考古是现代考古学所以成为考古学的本质,考古发掘既是对遗存的保护又是对遗存的破坏,所以,考古报告既是检验考古工作者学术研究水准高下的著作,又是保存、保护遗存的必需的重要平台,也是测试考古工作者职业道德的试金石,故入道的考古工作者都将编写好考古报告作为其考古人生最重要的追求。我想这就是邹衡所以不惜发出怨言而力争编写考古报告的未曾言明的理由。邹衡历经9年发掘,7年室内整理、编写而于2000年出版的巨大的考古报告《天马——曲村》,则为我们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应怎样对待田野考古和怎样编写考古报告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楷模。邹衡为什么那样讲自己编写的《商周考古》?将邹衡1980年出版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和1979年出版的《商周考古》作番比较,或可窥知其中的一些奥秘,看到邹衡未曾讲明的心意。是以郭沫若的说法这一当时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主流理论为纲,以填格子的方式将考古资料塞进那预设的格子之中,还是自主的务实求真地探讨学术问题,是这两书的基本区别。当然,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是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同时,这里所说的“自主的务实求真”
也不是指不去研究夏商周社会的社会制度或社会性质这类重要问题,但是否去研究这类问题,完全是应被尊重的作者的自主权利,当作者对这类问题未作研究,或有自己的见解的情况下非情愿地以他人的认识作为格子填塞考古资料的做法,无疑则是非自主的、非务实求真的写作。我想这当是邹衡所以说《商周考古》是工宣队逼迫他写的本意吧。邹衡说《商周考古》是被工宣队逼迫写的,仅涉及表层现象,其实这是史无前例地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实现了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果。我想邹衡对此是有清楚认识的,只是他不想说白而已。邹衡对《商周考古》的这一表态,是曾被剥夺了自由的知识分子呼唤自由的务实求真的学术研究的呐喊!

  ■人物

   
时间的车轮飞转到了上世纪的90年代,我因晋侯墓被盗事件去了山西,和邹衡又有过两、三次接触,亲眼见到了邹衡那直面千夫指对盗墓贼和为盗墓贼、更为自己失职行为辩护的那些官员的愤怒,此时的邹衡已置自身安全于度外,成了反盗墓保护文物的勇士。

  邹衡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1927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澧县。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49年转入史学系,1952年大学毕业后考入考古专业攻读副博士研究生。1955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兰州大学,1956年调回北大历史系,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6年起为博士生导师。现担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殷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

   
邹衡2005年11月住进了医院。我得到这令人不快的消息后,曾多次打电话给他的夫人和他的身边学生,要求前往医院探视邹衡,但都被他们谢绝了。令我震惊和深切悲痛的日子终于来临,这是2005年12月27日20时21分,我忽然接到邹衡的学生李维明电话,告知我邹衡病危的消息。我问明了地址,立即叫了车,直奔北大三院邹衡所住的病房,在走廊中见到了他的夫人和他的几位学生,我看了手表,时钟正指向20时3刻,他们让我赶快到病房去!我被他夫人领进了病房,只见他留着平头,脸色灰黑透亮,安详、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已不能言语。我凝视着邹衡,感觉回到了1955年,他是考古人,刚从田野中归来,略事休息,又要出发,奔到田野中去。真实的时间却已经是2005年了,这位终生未曾变色的考古人,再也不能回到田野中去作新的探索了,只能终生告别田野了。此时此刻,给这位考古老兵送行的,除了他的亲属及几位学生外,竟然没有他毕生奉献的学校的负责人,冷清、零丁这类词奔上脑中。除此之外,我想到的是:邹衡自
1952年攻读考古研究生,至今已近54年。他在这半个多世纪的考古人生中,跑田野,钻地层与遗迹单位,摩挲陶片,坐书房,审度爬梳资料,上讲堂,传道授业,从1958年以来大学毕业凡从事商周考古专业的中外学者,无不出自他的门下,得到过他的教益,考古科研与教学成了他的第一生命。邹衡以半个多世纪的人生专治夏商周三代,除《天马——曲村》这一巨大考古报告外,论著百余万言,探讨的基本问题,不是他亲自从田野中发掘出来的,就是自己从资料的爬梳中找到的,均具有原创性。邹衡的百余万言的论著,以《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和《试论夏文化》这三论为基干,形成了以论商文化为核心的崭新的夏、商、周三代考古学体系。邹衡经历的这半个多世纪的考古人生中,夏、商、周三代考古学资料急遽积累,信息爆炸,是这时代造就了邹衡,同时也是邹衡创造了这三代考古的新时代,这真是“天人合一”和合共生。邹衡创立的这崭新的三代考古学体系,刷新了纪录,超越了前人,在同代人中处于领先地位,邹衡身后的人,不能和邹衡踵接,仍存在相当的距离。后来居上是规律,一定会出现的,而要居上,也得从邹衡的三代考古学体系始。我想到这些,向邹衡大声说道:“老邹,我是忠培啊,来看您啦!您这一生,贡献的很多、很多,得到的很少、很少,这世道对您很不公平,但您作出的贡献,还将发挥作用,也将永远铭刻在中国考古学史中,您辛苦啦,累了,好好休息吧!”

  邹衡主要从事商周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对商周考古工作有开拓之功,他最早提出并论证了河南二里头遗址1至4期均为夏文化,首次对殷墟进行了文化分期,发现了西周燕国与晋国的都城遗址,指导和参与过西周晋侯墓地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主要著作有《商周考古》、《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天马——曲村1980-1989》等。

   
送别邹衡后,从病房走出来,我对邹衡夫人说:“我们搞考古的人要感谢你啊,没有你,邹衡不能连续作出新的贡献,没有你,老邹也不可能活到今天。邹衡走了,你可要多保重啊!”接着我又向邹衡的儿子、儿媳和邹衡的学生告别,慰问了他们,便乘电梯下楼,上了车,离开了医院。汽车驶入闹市,我感到天空低了,空间窄了,我孤单了,思绪混乱蹁跹,最后归结到:还是要向邹衡学习。这五年来,凡是涉及邹衡的事与思,“还是要向邹衡学习”总是不由自主地蹦上心头。

  因为崇拜郭沫若,由法律转学考古

  我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家里兄弟姐妹有九个,我最小。1946年我高中毕业,1947年沿着长江考了三次大学,首先是在武汉,接着到南京,然后又到上海考,在上海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当时我住宿、上学都在宣武门一座两三层高的房子里,到二年级的时候才去了红楼。开始的时候我上的是法律系,因为这个系费用由政府全包,不用自己花钱。我觉得专业课及格很容易,所以经常听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的课。胡适虽然是校长,但他开了很多课,胡适讲课脑子很清楚,很幽默,学问也好,基本不看讲稿,学生对他都很崇拜。我听过他的三门课:历史、哲学、与历史有关系的地理(讲的《水经注》)。地理课没讲完,胡适就离开北平了,1949年1月的时候,北平解放了。

  1949年下半年,我对法律越来越没有兴趣,因为很崇拜郭沫若,就转到了历史系。毕业后,我又读了三年考古专业研究生,当时叫副博士,老师有郭宝钧、裴文中、夏鼐、向达等人,我的指导老师郭宝钧是中国最早的考古学家之一。当时,搞考古的,全国只有十多个人,北大的研究生只有7个人,其中有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朱光召。

  研究生期间,我在郑州做了两年多商代遗址发掘研究,此外,还在洛阳待了半年多时间,挖了很多墓。这个时候我对自己的目标也更清楚了,我做研究生是带着问题去的。之前,我已经确定要解决郭沫若在历史学上没有解决的三大问题,为它奋斗一辈子也在所不惜。郭沫若走的路子是通过文献来研究,但这个方法无法解决,我就想走另外一条道路——考古学。

  第一大问题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之前,郭沫若认为是从商朝开始的。而大家习惯性的说法是5000年,这个影响很大。我30多年前提出,商朝的首都在郑州,但很多人都不同意。直到1997年,学术界一百多人在河南开了一个会,才肯定我的观点是对的。根据我的考古研究,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从商朝后期开始的,距今近4000年。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最早有一个夏朝,但是,否认的人不仅在国外有很多,在国内学者中也有不少。顾颉刚认为禹是一个虫子,他没有否认夏朝存在,但也没有承认。这个问题到现在仍没有完全解决。二三十年前我曾提出观点,夏朝确实存在,但很多学者认为我所说的那些夏朝文物其实是商朝的。不过到了1997年后,国内学者基本上都同意我当年提出的观点了。

  第三个问题是,郭沫若一直没有看到周武王以前的铜器,这样,以前的历史就难以确定。我后来发掘出了周武王以前的大量铜器,但非常遗憾,郭沫若这时已经病危了。

  《中国史稿》事件,“郭沫若”抄了我的讲义

  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到兰州做助教,而其他同学的分配去向都比我好,所以我很有情绪。1956年年底,北大把我调回了历史系考古专业,我在这里一直待到现在。回来以后,北大很重视我,因为当时搞考古的人特别少。可惜好景不长,运动开始了,我带学生去考古,工作刚做完,学生就说,我们要批判,就开始批我这个白专典型。“文革”期间,我还被打为“漏网右派”。

  1961、1962年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大概在那两年,郭沫若出过一本书,名叫《中国史稿》。

  这本书的内容不是他亲自写的,而是中国科学院集合了十几个人写的。我当时在给学生上课,就给他们开了一些参考书,其中就有《中国史稿》。结果有两个学生就对我说:“邹先生,别的书可以参考,但《中国史稿》就不必了。”我当时大吃一惊,因为我认为郭沫若这样的学者的著作肯定没有问题,就问他们原因。学生就说,这本书我们看了,有很多与你发的讲义基本相同,那不如就看讲义。我完全不相信学生的话,认为郭沫若这样的大学者绝不会抄我的讲义,就把这本书与我的讲义对照一看,我越看越吃惊,有一二十万字与我的讲义完全一样。

www68399com皇家赌场,  我当即向总支书记汇报,他又向副校长兼系主任翦伯赞汇报。翦伯赞当时十分生气,拍着桌子说,“这还了得,抄到北大来了,连一个注解都没有。”过了一会儿,他对我们说,凭自己对郭沫若的了解,他不会做这样的事,真正的作者肯定不是郭沫若,他还嘱咐我们不要将此事闹大,然后向校长陆平汇报。三天以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以及中国科学院十多个人开车来到翦伯赞家,向他表示道歉,并保证再版时该书一定会全部重写。

  正在这时,“三家村”事件出来了,翦伯赞也受到批判。结果,在“文革”中历史系有四十多人被打成“反革命”。

  我也受到了冲击,当时给我罗列的罪名是“给翦伯赞提供材料”。我当时就想,这回活不了了,恐怕要被枪毙。那时我只有三十多岁,刚检查出来有心脏病。在“文革”中,又被他们说成“个人主义”:你为什么要对翦伯赞说你的讲义被抄?无非还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嘛,抄了就抄了,有什么了不起?你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太厉害了。

  就这样,一直批了我10年。

  发掘燕国都城遗址,被骂骗子

  1969年,北大、清华有七八千人到江西去劳动,负责人是一个军长,他让我管连队的鸡鸭鹅,管的鸭子有两千多只,鸡四五百只,鹅三四十只。

  我这个小组长底下有两个同伴:一个是北大的“大黑帮”校长陆平,还有一个是北大当时的党委第二书记。由于大家都不会养,鸡鸭鹅都死得差不多了,就我负责的死得最少,那个军长就对我非常信任,他对我说:“你改造得差不多了,可以回北京了。”

  1972年回校后,我在业务上成了考古第一人,当然,在政治上还是不行。我一回来,就带着全体考古班学生考古。当时北京市有一个指示,从北京到石家庄的公路两旁要一平如镜,不平的要用推土机推平。在我们挖掘的琉璃河就来了好多推土机,我一看就慌了,连夜赶回北大,向北大工宣队队长汇报。他一听遗址可能被破坏,就与国务院联系。第二天一早,他就带着二十多个人来到现场,一个首长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就说这里要保留,如果推了,考古工作就没法做了,北京的历史就没法研究了。他就问我要保护多大一块,我画了一片面积,他考虑了一会儿说:“就听你的,中国这么大,保存这样一小块地算什么?”接着下令所有的推土机开走。

  随后,我们就开始挖掘了一部分遗址,面积大概有5000平方米,当时已经挖出了一些文物,我认为这里可能是燕国首都。一个多月之后,运动又来了,关于我的大字报铺天而来,说我在琉璃河欺骗中央首长,说我根本不懂得考古。结果,琉璃河的挖掘工作也换成了科学院的人,他们挖了好久,说什么东西也没有挖出来,公开骂我骗他们。可是又过了一段,他们挖出了一个墓,里面有很重要的文物,上面的铭文可以证实我的想法,这里就是燕国首都。

  他们就不骂我了,北大也不说我欺骗中央首长了,大家又开始佩服我这个被斗争的对象。因为在这个遗址被发掘出来以前,北大著名历史学家侯仁之认为,燕国的首都是在广安门、陶然亭一带。

  1958年到1960年,我去过那里很多次,但没有找到任何古物可以证明。

  挖了15年,证明晋国都城遗址

  1979年,我带着学生来到了山西。根据班固在《汉书》中的记载,晋国首都在山西太原,现在,太原还有晋祠。明朝末年的学者顾炎武认为不在太原,在山西南部,与太原相隔八百多里。但是,学术界并没有完全同意。

  来山西之前,我已经读了很多书,做了很多卡片。但是,在顾炎武所说的那个地方,我们没有找到遗址,就把眼光扩大到整个临汾地区。最终,我确定在翼城县和曲沃县。翼城县有一个村庄叫做天马村,曲沃有一个地方叫做曲村,这两个地方处在两县交界处。我通过研究文献,认为晋国首都就是这里。从1979年到1994年,我一直在那里挖,有一年春节,我就是在那里过的,直到90年代才挖出文物,证明那里就是晋国首都。

  从1989年开始,当地的农民开始大规模盗墓。他们原来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遗址、古墓,是我们让他们“如梦初醒”。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晚上盗,后来就是白天盗,男女老少几千人在那里挖掘。香港的文物贩子驻扎在那里高价收文物,这些被盗出来的文物大部分被走私到香港,使香港的文物价格大幅度降低。很多农民没过多久就新盖起了新瓦房甚至是楼房,比我们的工作站还漂亮。大家开玩笑说,我们是“扶贫”去了。

  口述/邹衡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记者手记

  邹衡先生告诉我,平常在家里他就是在读书、写作中度过的,除了看看凤凰卫视,基本不读报纸。

  他认为,“现在的报纸没什么看头。”在长达5小时的交谈中,邹衡先生精神一直很好。在谈到自己经历的一些有趣的故事情节时,不时开怀大笑,显示出儿童般的天真。

  中国考古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与他这样的开拓者有着很深的关系。

  他告诉我,全国从事专业考古的学者已经有一万多人,而他那个时候只有十几个人。说到他的学生遍布全国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对于当今的学术界,他深有感触:“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么多学术大师,现在越来越少,中国的学术界现在受到国外学者的轻视,主要原因还是我们没有创造性的东西。”他认为自己的学问比前辈学者差多了,或许这是事实而不全是老人的自谦。中国的历史让考古学者有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和前景,他们的研究成果应当转化为今人的智慧——否则,就是不思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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